卫生部：我国八成家庭油盐摄入量超标
(12)刘熙：《释名》卷四《释言语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5] 被奉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他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实源自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编定的《白虎通义》是两汉正统儒家思想的范本，然两者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儒家政治、伦理理论的形上学根据的。
又如清代中期的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人，也毫不隐晦地一面讲儒、一面讲佛。（均见《揅经室续集》卷三），此说可供参考。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
而是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之后，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严复等人通过译介西学，开始了近代伦理话语概念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现代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义利关系的再检讨初步形成了近代伦理学价值体系。
【9】有清以来，知识分子在总结明亡的经验中开始反思空谈心性之弊端，顾炎武经世致用之传统，开创了清代汉学之先河。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严复直接自英文翻译西方文献，而梁启超等人则是透过日本学术界，间接地接受西方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16 张斯桂：《万国公法》序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页。
道德重建与民族复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体两面，道德转型实现了从传统家国一体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近现代的民族复兴毋宁说是近现代的伦理复兴。诸伦理本质以民族和国家为其普遍现实。
【12】但近代思想界之变动异常剧烈，以至于不久后的民国初年，拓都与么匿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11 王庆成编：《严复合集》第5册，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19页。姜义华认为，辛亥革命之前对待传统儒家伦理资源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以《劝学篇》和《翼教丛编》为代表，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旗帜，或径直以翼圣经、扶纲常、复名教、正人心为号召，维护以孔孟之道为主干的传统思想。从儒家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话语的嬗变轨迹中可以看出，现代西方道德价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伦理传统，直接引发了中国近代伦理启蒙进程。
天下既是空间的总名，又是修齐治平道德功夫实践的对象。义利是统一的，而非简单对立，这是对传统义利关系认识的突破。应该看到，无论是魏源的为利正名的首倡，陈炽的回归真义阐释，还是严复的将合理利己主义视为公理的理论呼吁，近代思想界统合义利、化解义利关系的努力绝非只是思想家天真的哲学游戏，而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南宋永康、永嘉学派导源于前，明儒王廷相呼应于后，至明清之际，儒家内部的反理学倾向逐渐豁显。
陈炽在《续富国策》中说，义也者，所以剂天下之平也。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页。
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近代中国伦理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探索，不可忽视的基本时代背景是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学术新概念的引介和伦理学体系的建立都是在否定旧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的。
严复和梁启超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代表，在向社会进行道德启蒙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与传统道德观念中将利视为个人单方面私欲的做法所不同的是，严复主张将利看做是双向的积极互动，利即是两利，损则两害，盖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绝大公例也【18】。各普遍的伦理本质都是作为普遍意识的实体，而实体则是作为个别意识的实体。黑格尔认为，民族是自然的伦理实体。他认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体现了浓厚的伦理变革色彩，它的核心任务是颠覆传统伦理的核心-纲常礼教对人的钳制，建立新的伦理价值体系，故称之为伦理启蒙。10 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为了翻译西方文献，通过重组汉字等多种方式方法制造过一批新词，这类新词在日语学史中被称为和制汉语或新汉语。
对严复等启蒙思想家而言，如何重新勘定道德价值的基础，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危机的办法。2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78页。
义利关系之辨首先从为利正名开始。1902年，在与熊季廉的信中，严复毫不遮掩对日本学界良莠不齐学术生态的鄙夷。
根据严复的阐释，义是利调和的结果，义在互利中实现。不难发现，西方自由理念的引入是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在价值领域的表现。
正如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史》绪论中说，伦理学者，主观也，所以发明一家主义者也。斯宾塞认为，虽然人性中的利己动机往往先于利他动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利他主义是完全必要的。14 严复：《天演论按语》，[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2页。进而提出要完成中国伦理学的体系建构，需要从新型概念分析新型素材对象新型理论化新型理论-实践关系和新型学术风格五个方面着手。
列文森揭示了这种变化：儒教集团在荆棘与蓟条的环绕下正走向崩溃，它们的鼓、锣被抛在一边，置于腐臭的杂草与废物之间。自北宋周敦颐开山以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经明清数百年发展，其儒学正宗的地位虽牢不可破，但对理心等概念繁琐无实的论证已经越来越暴露出理学自身的理论困境。
结语 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引介，重建具有牢固根基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这种做法，既是维护学术自主性、独立性的策略性考虑，也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因而融入了中国的因素。
按照他的理解，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然而，清末以降，在接连失败的战争中，中国逐步感知到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
但是，清末以来探索伦理话语体系自主性的尝试从来没有止步，作为革命叙事浪潮下的思想潜流，从文化保守主义视域出发，探索中国近现代伦理话语体系的形成，深入地发掘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多重价值，应该有更多新的启示与收获。例如，宗法制伦理体系虽然已经崩解，但血缘伦理（家庭）因素却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晦暗不明，以东学为新学的结果就只能是造就行为轻佻且无缜密诚实之根的浮薄学风。在翻译斯宾塞《群学肆言》时，为了凸显作者社会有机论思想，严复通过音译的方式新造了一对概念—拓都与么匿（total和unit），而同样的概念在日译中往往被翻译为团体（或社会）与个人（或单位）。
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面对（研究）、处理（实践）与伦理相关的事务。他说：既然个人最高的完善和幸福是理想，利己主义必然先于利他主义：每一生物将因其由遗传下来或后天获得的本性而得到好处或遭受祸害。
他说，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全面点燃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意志，然而，与严复思想巨擘的地位所不相称的一个事实是，严复译著中大量使用的桐城古文却在20世纪初被白话文彻底击败。
由道德向伦理的转变中，伦理概念先于伦理学概念确立起来，随着新式概念的传播和使用，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进一步改变，成为社会改造和道德革命的思想基础。严复等启蒙先贤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必然包含民德、民智和民力的全方位发展。